電視劇《長安十二時辰》播出后，被動看了很多“普及”唐代長安城的知識貼。這些知識貼，幾乎無一例外，贊頌唐代長安城“是一座無與倫比的國際化大都市”。

自秦漢而下，中國古代的大城市，有兩個普遍的基本特點：

唐長安城，也不例外。

該城共計108坊（唐高宗龍朔之后為110坊，唐玄宗開元之后為109坊）。西54坊由長安縣管轄，東54坊由萬年縣管轄，兩縣統(tǒng)屬京兆府。

其具體布局，見下圖：

圖：唐長安城布局示意圖

“長安城的建筑，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的生活空間為出發(fā)點的，而是根據(jù)6世紀末到7世紀初王都的理念，設(shè)計建成的一座宏偉的理想都市?！雹?

布局上，縱橫筆直的街道、四四方方的坊區(qū)，全方位的整齊劃一，追求的是神圣性。管理上，實施“里坊制度”與“夜禁制度”，嚴格控制城內(nèi)居民的人身自由，追求的是安全性。

“里坊制度”源自秦漢時代的“閭里制”。簡單說來，就是在城內(nèi)用圍墻圈出許多方塊狀的“閭”或者“坊”；居民住在墻內(nèi)，他們的房子不許臨街開門、不許臨街起樓，只能從政府設(shè)置的坊門出入；坊門設(shè)有“彈室”之類的機構(gòu)，配置“坊正”“里正”之類的管理人員，用來監(jiān)控居民的進出。

圖：長安城里坊示意圖

這種制度，簡單說來就是：長安城的外郭城門、宮城皇城城門與坊市之門，會在入夜前定時關(guān)閉，形成三層封閉結(jié)構(gòu)（長安城-宮/皇城-坊），以控制城內(nèi)人員入夜后的活動半徑（坊內(nèi)之人只能在本坊內(nèi)部活動）。

為將夜禁制度落到實處，唐朝皇帝想了很多辦法。具體包括：

（1）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，嚴厲追責“坊正”。

（2）設(shè)左右街使（由左右金吾衛(wèi)中郎將擔任）、左右巡使（由殿中侍御史擔任）。

（3）左右金吾衛(wèi)上街夜巡，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、砍殺、杖斃。

（4）于城門坊角設(shè)“武侯鋪”，由武裝兵士值班巡查周邊區(qū)域，武侯數(shù)量少則五人，多則百人。

（5）京兆府、長安縣、萬年縣須參與夜禁的落實。③

這種防范，既針對底層民眾（使其散沙化，無力釀成“群體性事件”），也針對城內(nèi)顯貴。

比如，唐肅宗時設(shè)有特務(wù)機構(gòu)“察事廳子”，由宦官李輔國掌控，用以監(jiān)督城中官僚貴族，“官吏有小過，無不伺知”。

再如，武則天時代，為了控制李唐皇室，曾將包括李隆基在內(nèi)的諸多李唐皇室成員，控制在興慶坊內(nèi)集中居?。煌硖苹蕶?quán)落入宦官之手，宦官們又將這種做法進一步發(fā)揚光大。有唐一代，先后出現(xiàn)過五王同坊、十王同坊、十六王同坊乃至“百孫院”。④

圖：唐長安城中“坊”的基本構(gòu)造

安史之亂后，長安城的里坊，就出現(xiàn)了許多穿墻破洞的現(xiàn)象——顯貴們不愿繞道走官府鑄造的坊門，將自家臨街的墻拆個洞，開個窗，直接上街，自然是方便得多。唐代宗下詔命京兆尹李勉嚴查“侵街打墻、接檐造舍”的現(xiàn)象，要求一律拆毀予以重罰，但并無多少成效。

再后來，皇權(quán)落入宦官之手，長安城“向街開門”的現(xiàn)象也就更普遍了。唐文宗（謀誅宦官卻反被宦官軟禁那位）時代，負責落實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，曾在報告中哀嘆，“向街開門”這種事情太多，有皇權(quán)特批可以開的，有未得特批自己就開了的，總之是無法遏制，那些住戶常常不等晨鐘響就開門，暮鼓怎么敲也不關(guān)門，已使得長安城的夜禁制度形同虛設(shè)。

公元815年（元和十年）6月3日，凌晨3時半左右，為了趕上早朝，家住靖安坊的宰相武元衡，騎馬走出了家門。他穿過靖安坊東門，進入大街時，突遭埋伏在側(cè)的刺客圍殺，被割去了頭顱。同日，家住永樂坊的另一位高官裴度，也遭遇了刺客襲擊，他滾落到街旁水溝之中，頭頸負傷，因氈帽厚實而僥幸撿回一條性命。事后查明，刺客來自地方軍閥（平盧節(jié)度使李師道）。因武元衡與裴度正協(xié)助皇帝推進中央集權(quán)、試圖對地方軍閥用兵，故遭遇此劫。

下圖是“唐長安城貴族官僚住宅分布圖”，引自王才強《唐長安的數(shù)碼重建》。紅框標注之處是東西二市。黑點及空心圓（抱歉，不太清晰）分別表示官邸與貴族官僚的住宅。

由這張圖，可以獲得如下訊息：

（1）唐代皇權(quán)的活動重心在大明宮和興慶宮，位于城市的東北部，官僚貴族們置辦住宅時，普遍優(yōu)先選擇靠近政治中心。

（2）東、西兩市是長安最宜居之地，市中可以買到各種商品（包括米麥制品、肉類、酒類、蔬菜水果、衣物紡織品、金銀寶石、藥品、馬匹車輛等等），市中還有酒樓、戲曲⑤……官僚貴族們置辦住宅時，也會優(yōu)先選擇靠近兩市——兩市中午開市日落閉市，營業(yè)時間甚短，而長安城又實行“里坊制度”和“夜禁制度”，住得離兩市遠了，就沒法痛快地買買買了——不但沒有足夠的時間逛，甚至?xí)蜈s不及按時回坊而被金吾衛(wèi)抓住打個半死。

所以，如上圖所示，東市周邊，成了整個長安城官僚貴族府邸最為集中之處。也是唐長安城住宅價格最為昂貴之處。⑥

具體來說：以縱貫全城的朱雀中央大街為界，“公卿以下民（居）止多在朱雀街東”，街西則“浮寓流寄，不可勝計”——意即官僚貴族和有錢人集中住在街東，平民百姓和長安漂集中住在街西。而“自朱雀門街南第六橫街以南，率無居人地宅”——從皇城向南數(shù)起，第六條橫街以南的地方，大多無人居住；“自興善寺以南四坊，東西盡郭，雖時有居者，煙火不接，耕墾種植，阡陌相連”——最南邊的四排坊，從東城墻到西城墻，只偶而有人居住，已被開墾為“阡陌相連”的農(nóng)田。⑦

當皇權(quán)衰弱，對城市的監(jiān)控力度減弱，長安城才漸漸有了煙火氣，出現(xiàn)了宜居的另一面。

穿墻破洞與臨街開門現(xiàn)象的增多，前文已有提及。

與這種現(xiàn)象同步出現(xiàn)的，是商業(yè)活動突破了“東西市”的范圍，擴展到了其他的坊。崇仁坊里出現(xiàn)了造樂器的工匠作坊，平康坊里有人賣姜果，宣陽坊里開設(shè)了彩纈鋪，長興坊里有畢羅店，宣平坊里可以買到油，升平坊里可以買到胡餅，延壽坊里出售各種金銀珠寶……

諸多的酒肆與旅店也出現(xiàn)在了東西二市周邊，“晝夜喧呼、燈火不絕”的夜市隨之興起。唐德宗時代，旅人們可以在酒肆里喝到酩酊大醉，不必擔心天黑后回不了旅店；韋莊也在詩里說“朝聞奏對入朝堂，暮見喧呼來酒市”，早上去朝廷上班，晚上去酒樓買醉。這都是只有在皇權(quán)衰落、城市控制放松的晚唐，才有的快活。

圖：開元年間平康坊布局示意圖。平康坊是長安最著名是聲色場所，由《北里志》等史料可知，在此處消費的，主要是出身顯貴的俠少、豪族與貴戚，以及赴考舉子、及第進士與駐京、來京公干的官吏，清一色的“體制中人”；作為對比，在宋人孟元老的《東京夢華錄》里，商人與手工業(yè)者，已是汴梁青樓的?？?。宋汴梁與唐長安，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(zhì)的城市。

無論皇權(quán)如何衰落，唐長安城終究仍是一座權(quán)力之城。金吾衛(wèi)們奈何不了官僚顯貴，對付底層草民卻綽綽有余。所以，草民們照樣不敢臨街開門，照樣暮鼓一響就得撒丫子往坊內(nèi)跑；照樣與東西市的喧鬧繁華無關(guān)。

與他們有關(guān)的，是掠奪與汲取。

唐人詩詞中常有“長安城中百萬家”一類的句子，這當然是夸張之辭，開元天寶時代的長安城，總?cè)丝跀?shù)約為70萬。除去軍隊（約10萬左右）、簿籍所載宗室宮人宦官舉選應(yīng)試者與外國人等（共計5萬余人）、僧道宗教人口（約2~3萬人），以及脫漏人口（約為10萬人），長安城內(nèi)由長安縣與萬年縣管轄的普通民眾，約為三、四十萬人。⑧

這三、四十萬普通民眾，在這座“無與倫比的國際化大都市”中，并沒有過上舒適的生活。除了負擔所有唐帝國民眾都必須負擔的常規(guī)汲取（賦役、徭役）外，長安民眾還得不斷承受來自皇權(quán)的“隨興掠奪”。

比如“金融榨取”。

這種榨取，自唐帝國開鑄“開元通寶”之后，就已開始。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財政開支，朝廷率先鑄造減重銅錢進行斂財，民間隨之跟風(fēng)“盜鑄”，到了唐高宗時代，“惡錢”（含銅量不足之錢）已充斥長安城。

“惡錢”是官方稱呼。其流行的根源，是唐帝國官方不愿為市場提供足量的合格銅錢——鑄錢沒有多少收益，常常虧損，當局又不愿響應(yīng)張九齡的建議，將鑄幣權(quán)下放民間。銅錢不足導(dǎo)致通貨緊縮、錢貴物輕，民間只好流通私鑄的所謂“惡錢”。

鑄好錢會虧損，收繳“惡錢”卻有利可圖。公元660年，唐高宗下令“以五惡錢酬一好錢”，命民眾用五個惡錢向政府換一個好錢，在長安率先實行。結(jié)果民眾不愿換，“私自藏之，以侯官禁之息”，等著朝廷取消不許惡錢流通的禁令。唐高宗無奈，改為“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”，兩個惡錢換一個好錢，民眾仍然不愿。民眾不愿，是因為不劃算，換了就等于將自己的一部分財富無償轉(zhuǎn)讓給了唐高宗的。

于是，六年之后，唐高宗采取了另一種斂財之法：鑄造一種名為“乾封泉寶”的虛幣大錢，官定新錢一文等于舊錢十文（一文新錢的含銅量遠低于十文舊錢），且給出期限，一年之后舊錢將被廢除，不許流通。實質(zhì)仍是逼迫民眾拿舊錢來換新錢，將部分財富轉(zhuǎn)移給朝廷。作為政策的率先實行之地，長安民眾深受其害，史稱“京城紛然，賣買殆絕”。

類似的手段，唐肅宗也干過。乾元元年，他采納第五琦的建議，鑄造發(fā)行了一種“乾元重寶”，與開元通寶的兌換比例是1:10——乾元重寶每緡重十斤，開元通寶每緡重六斤四兩，朝廷以“十斤”強行等同于民間的“六十四斤”。顯然，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搶劫。稍后，第五琦變本加厲，又主持鑄造了一種“重輪乾元錢”（每緡十二斤），與開元通寶的兌換比例是1:50。

這場斂財運動，造成了巨大的民生災(zāi)難。史載：

“物價騰貴，斗米錢至七千，餓死者滿道?！熑巳怂借T，……鄭叔清為京兆尹，數(shù)月榜死者八百余人?！?

以打擊“惡錢”為由藏頭掩面的“金融榨取”收效遲緩，皇權(quán)有時候更喜歡使用暴力直接掠奪。

唐德宗時代，長安城的百姓，就曾有過此種遭遇。當時，為了支持與藩鎮(zhèn)之間的戰(zhàn)爭，唐德宗采納韋都賓、陳京的建議，決定搜刮天下富商，尤其是長安商人。史載：

“判度支杜祐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，意其不實，輒加搒捶，人不勝苦，有縊死者，長安囂然如被寇盜。計所得才八十余萬緡。又括僦柜質(zhì)錢，凡蓄積錢帛粟麥者，皆借四分之一，封其柜窖；百姓為之罷市，相帥遮宰相馬自訴，以千萬數(shù)。盧杞始慰諭之，勢不可遏，乃疾驅(qū)自他道歸。計并借商所得，才二百萬緡，人已竭矣。”⑩

以上種種，只是長安居民命運無常的幾個典型案例。

確實，唐長安城“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”——它的城池很大，城內(nèi)人口眾多，官僚貴族們的宅邸也很雄偉（占地甚廣，幾乎全部都有庭院園林），城內(nèi)還有很多外國人與外國貨，頗能給人一種“萬國來朝”的自豪感。

公元904年，唐長安城被朱溫徹底摧毀。近三百年的權(quán)力繁華，就此煙消云散。

注釋

①妹尾達彥，《唐都長安城的人口數(shù)與城內(nèi)人口分布》，收錄于《中國古都研究（十二）》。

②孫大章，《中國古代建筑史話》，中國建筑工業(yè)出版社，1987，第65-74頁。

③劉浩，《唐長安城夜禁制度施行的時空背景及內(nèi)容研究》，《人文雜志》2017年第4期。

④孫英剛，《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》，《唐研究》第9卷。

⑤妹尾達彥，《唐代長安的東市與西市》。

⑥楊清越、龍芳芳，《長安物貴 居大不易——唐代長安城住宅形式及住宅價格研究》。

⑦張永帥，《唐長安住宅的分布》。

⑧妹尾達彥，《唐都長安城的人口數(shù)與城內(nèi)人口分布》。另可參考王社教、龔勝生、鄭顯文等人的研究結(jié)論。

⑨《新唐書.食貨志》。

⑩《資治通鑒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》